【导读】什么是管控型社会？为什么中国会进入管控型社会？希望之光在哪里？

    

    文/聂辉华（中国人民大学）

    每隔十年，知识界就充满希冀，而高层领导也确实希望有所作为，但往往是造化弄人。科学发展观元年，知识界对于新政充满期待，心潮澎湃，但终究发现体制痼疾非一日可除，深层次改革不断延宕。新时代开启，新的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，并列举了六大领域总共336项改革任务。知识界再次徜徉在希望的田野上。然而，情况正在起变化。过去十几年，内外交困的格局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，国家权力对经济社会的全面渗透已然完成，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管控型社会。这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，可惜很多人视而不见。

    这些天，微信朋友圈充斥着满满的“负能量”。贸易战、疫苗造假、消费降级、P2P崩盘、房租上涨、非洲猪瘟，连《人民&日报》都号召大家“共克时艰”。这样的悲怆氛围，就算是“上等人”连看一个星期的《新闻&联-播》都无法消解内心的焦虑。但是，经济下行、收入减少只是整个世态的一部分，逐渐失去更多个体选择的管控型社会才是一个庞大利维坦的全貌。

    在一个管控型社会里，思想要求高度统一，言论有着严格尺度，官僚体系垂直控制，经济管制无处不在，区域市场高度分割，人口迁移必须有序，资本流动受到限制。理论上，在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中，自发形成的价格引导资源实现优化配置。但是看看我们周围，还有几样商品或劳务的配置是由价格决定的？房价是管制的，房租是管制的，票价是管制的，药价是管制的，户口是管制的，……，“衣食住行”中除了衣服，基本上价格都是被管制的。我再强调一遍，经济领域的管制只是管控型社会的一部分。如果只是单纯的经济领域充满管制，那是管制型社会，不是管控型社会。在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”目标提出之后，2015年我曾在《教学与研究》上发表了一篇论文《从管制型国家到治理型国家——以煤矿安全为例》，期待国家的统治方式从单一、垂直的管制模式转向多元、共享的治理模式。短暂的历史证明，我还是太年轻了，太乐观了。

    然则，中国进入管控型社会，并非某一方力量的一厢情愿，乃是内外形势使然。

    首先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就蕴含着接纳管控的思想。我曾长期思考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中国古代长期陷于人治？甚至基本的制度化也充满阻梗？我发现的一个答案是：中国密集的人口和广阔的平地造就了中原的农业文明，而农业文明最怕动乱。不管多好的制度，一旦遇到动乱，人们首先希望尽快维持稳定，而短期维稳的手段往往是自上而下的集权、不受约束的人治，这同时还带来对过去制度惯例的破坏。频繁发生的天灾人祸，除了一以贯之的集权统治模式及其官僚系统，很难延续透明、刚性的正式制度体系，但可能保留一些模糊的、柔性的非正式制度体系。没有稳固的地理屏障的国家，不太可能形成欧洲那样的封建传统。

    其次，现代社会依然在延续传统社会的民众诉求。不管是毒奶粉事件，还是疫苗造假事件；不管是房价飙升，还是租金暴涨；不管是幼儿园虐童事件，还是生产安全事故，大部分民众的第一反应是“政府应该管起来”。管起来的期望本没有错，关键是管的方式。政府该管的当然要管，但如果只是一味地提高进入门槛、限制进入数量、打击“小散乱差”以致国进民退，从长远来看，依然跳不出“治乱循环”的怪圈。本来，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，管制只是市场的补充。在市场失灵的前提下，并且管制可以做得更好，才用管制替代市场。而在实践中，第一个前提需要时间，而第二个前提基本上被遗忘。

    再次，外部环境日益逼仄，给国内加强管控提供了理由。外部矛盾往往是转移内部矛盾的重要渠道，而应对外部矛盾又是加强内部管控的合法理由。2001年，中国加入WTO是“后改革时代”最后的绝响。十几年之后，中国的WTO红利已经用尽，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不可回避的挑战。中美贸易战只是一个开始，只是我们还不太适应。作为一个“韬光养晦”的大国（而非强国），我们一直习惯于内政和外交的隔离。然而，作为一个强国，内政即外交，外交即内政。本来，所有国内政策皆需考虑其国际后果。但是，一些人仍然以内宣的方式去应对外交，此乃下下策，这恐怕也是大国外部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之一。在这些问题上，请不要怪罪智库。因为智库研究者和普通人一样，并没有第三只眼睛，你们上不去的网站他们也上不去。

    有人问到，如若中国经济持续上行，管控型社会是否可以避免？我的回答是否定的。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，必定会强化十八大之前的“中国模式”。在拙著《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：反思“中国模式”》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13年）中，我将所谓的中国模式概括为一种“陀螺均衡”：高投入、高增长、高能耗、高污染、低技术、低品质、低价格、低利润。“四高”和“四低”形成一组低水平的均衡，并且如同陀螺，必须保持高速运转才能站立不倒，一旦速度放慢就会出现各种问题。今日之时艰，乃是过去模式之造业。维持陀螺均衡意味着不断强化国家力量，并自信地认为可以创造中国版的新加坡，这仍将导向一个管控型社会。

    然则希望何在？或者说是否仍应保存希冀之光？我以为希望还是有的。纵观国内外改革历史，几乎所有改革都是在危机时期做成的。危机是改革的良机，但这是成功改革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。抑制房价、放开户籍、流转土地、裁汰冗员、保护产权、去除特权、鼓励竞争、全面开放，继续坚持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，每一项改革举措都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，无非事在人为。除开这些重大改革举措，面对危机，开启民智，传播真知，抵制民粹主义的泛滥，警惕国家主义的成本，拒绝与权力合谋，推动制度化的变革，乃是知识界的希望和职责所在。

    （作者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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